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中游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演进模式,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广泛的交流、互动,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为了进一步探索长江中游文明演进过程、解读中华文明构成密码,202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五省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实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
日前,“惟见长江天际流——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成果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为“九江甚中”“江汉朝宗”“万流东汇”三部分,系统展示了国家文物局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取得的诸多成果,反映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展览展出文物180余件(组),其中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等多处遗址出土的文物为首次展出。
古国初现
民以食为天,长江流域人民多以稻米为主粮。展览第一单元“鸡鸣破晓”聚焦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展示了鸡叫城大面积水稻田遗址照片和出土的陶碗、陶杯、陶盘等。鸡叫城遗址发现了大量谷糠堆积(经推算为2.2万公斤)和大片稻田,这意味着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专门化的农业。
鸡叫城的大型建筑遗迹更让考古学家眼前一亮。“我们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大型木构建筑遗迹。这座建筑距今约5000年,体量超大、结构规整、基础保存完好。这一时期这么大、这么完好的建筑,为中国考古百年来首次发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这么大的建筑显然不是居住用的,而是部落集会活动用的。”展墙上展示了该建筑复原图,其外观与故宫建筑有不少相似之处。考古研究表明,该建筑的空间布局、营造方法、榫卯结构等特征与后世中国传统建筑一脉相承。
有城、有池、有稻田、有住房、有礼堂……鸡叫城的建城史始于油子岭文化时期(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100年左右),延续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500年)、石家河文化时期(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800年),从开挖壕沟到堆筑城墙,再到建设水渠和稻田,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屈家岭文化因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的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在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开始出现史前城址。这些城址均有环壕和护城河,有的城内还有壕沟。一些城址成为中心聚落,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
除了屈家岭和鸡叫城,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北保康穆林头遗址、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等均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和遗迹。保康穆林头遗址于2017年首次发掘,出土了玉钺、玉璇玑等大量精美器物,其中许多玉器为屈家岭文化中首次发现。2022年第二次发掘时,又出土了玉钺、玉璋、玉璜等文物。独立展柜里陈列着一件保康穆林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玉钺,绿中带黄、光滑润泽,仿佛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尊贵。钺本为兵器,但如此精美的玉钺多为礼器,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黄山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玉器,还在一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400多块猪下颌骨。“崇尚玉器、随葬猪下颌骨是北方文化的特点,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这些,说明当时南北方文化已有一定的交流。”湖北省博物馆讲解员张玉珊介绍。
石家河文化得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石家河城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同期最大的城址,堪称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中心。本次展览专设“石破天惊”单元,介绍石家河文化的文物和遗迹。来自石家河三房湾遗址的大批红陶杯整齐排列在展柜里,它们是该遗址出土的上万件红陶杯的代表。三房湾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石家河地区已经形成了红陶杯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而在湖南岳阳华容七星墩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长江中游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漆木容器。展柜中的漆木碗残片厚度仅2—3毫米,内外均髹漆,饰有红、黑二色花纹,体现了较高的髹漆技术。
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超大型聚落为中心、中小型聚落散布于四周的史前城址群,城址中有宽深的环城壕沟、大型祭祀中心、专门化的手工作坊。根据这些特征,专家判断,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700年,长江中下游进入“古国时代”。石家河城等中心聚落整合周边地区的文化和资源,引领长江中游地区不断向前发展,达到史前文化的高峰。
南北交融
栩栩如生的陶象、活泼灵动的陶猴、双手抱着大鱼的陶人……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小陶俑格外俏皮可爱。在它们上方摆放着一个拇指大小的半身陶人像,看上去像小孩子用陶土随意捏成的半成品,但在考古学家看来却意义非凡,因为陶塑人像耳朵下方保留了古代工匠留下的指纹。“这件文物是在布展前几天才出土的,我们对指纹进行扫描研究,推测它属于一名微胖的男性。”方勤说,“这枚指纹的发现,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温度。”据介绍,陶塑小动物在同时期南北方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印证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互鉴。
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被视为石家河文化晚期或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因为它继承了石家河文化,又较多地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复杂的文化面貌。考古研究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以肖家屋脊文化为代表的江汉地区文化开始融入中原文明,这一进程可以与“禹征三苗”的传说相印证。相传4000多年前,北方的华夏部落联盟在禹的带领下,同南方的三苗部落联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文献记载禹以德折服了三苗,最终南方被北方征服。
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代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距今约3600年),夏文化逐渐向南扩张,深入江淮腹地。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铜器反映了二里头文化的深刻影响。三官庙遗址近年出土了大批夏代铜器,是全国范围内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这一时期铜器最多的地点。三官庙铜器风格多样,其工艺超出了既往认识中的同时代水平。三官庙出土的扉棱铃与二里头铜铃风格相近。不同于现代的铃铛,扉棱铃有可以手执的扉棱,倒过来看像一个单耳茶杯。之所以有手执之处,是因为这种铜铃是北方草原族群的舞蹈道具,具有显著的北方乐舞仪式特征。
南北文化的交融在商代更加显而易见。展板上的图片将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文物与河南郑州商城出土文物一一对照,爵、斝、觚、盉、罍、尊、鼎等造型几乎一模一样。商代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400年),商人南下长江中游建立一系列据点,并越过长江推进到更广大的区域。盘龙城成为这一时期商人在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
考古学家对湖北武汉黄陂郭元咀遗址、江西九江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等地的发掘显示,夏商王朝南进的重要目的可能是控制长江中游各种矿产资源。
走向统一
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仍被视为“蛮夷之地”,在楚国兴盛之前,关于长江中游的历史记载存在许多谜团。考古研究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长江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造型奇特的噩国兽面纹铜卣和端庄厚重的曾伯桼壶放在一起,令人惊叹古人青铜铸造技艺的高超。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让史书中未见记载的曾国引起世人瞩目,依据多年考古研究,学者认定曾国即为史书所载的随国。
在曾国墓葬附近发现了与曾国文物风格迥异的噩国文物。此次展出的噩国兽面纹铜卣,腹部和盖面铸有生动立体的兽面,双目线条流畅、瞳仁大而凸出,眉毛立体且根根分明,与三星堆兽面纹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噩国名不见经传,史书鲜有记载。根据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等资料,考古学家勾勒出那段尘封的历史:噩国是始建于西周之前的古国,西周晚期周厉王在位时,噩国国君联合淮夷、东夷发动叛乱。周王朝平定叛乱后,噩国迁到南阳盆地。可能正是在此之后,曾国兼并了噩国的土地,代表周王室与正在扩张的楚国对抗。
春秋时期,楚国日益强大,曾国由王室藩篱变为楚国同盟,最终为楚所灭。此次展览以图文形式介绍了湖北荆州纪南城、荆州熊家冢楚墓的考古发现。纪南城曾是楚国都城——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内总面积16平方公里,城内宫殿、手工作坊、居民区等分区清晰,常住人口可能高达30万人。据文献记载,楚都郢十分繁华,道路交错纵横,车马来往不绝,行人摩肩接踵,早上穿着新衣服出去,晚上回来就变旧了。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人先后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23年,楚被秦所灭。秦国在楚地实行郡县制。长江中游完全融入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此次展览依据考古研究成果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多种独立发展的文化,正是多种文化的竞争、碰撞、交流、融合,才形成了富有活力、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方勤说。
田豆豆(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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