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有人说二里头都邑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有人说陶寺都邑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有人说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没有纠缠单一的“都邑推定法”，他细致梳理了商代晚期以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格局和发展演变，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大约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展现了史前中国演进的宏大历史脉络。对此，“道中华”对韩建业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对“早期中国”的系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相关成果屡获学术大奖，您是基于怎样的考量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这样的概念呢？韩建业：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她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那种单一民族国家。她历史很悠久，文明几千年没有中断。但是真正将“中国”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是从中华民国开始。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很早就有中国呢？这显然不是简单地指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中华文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了一种“天下”观念，从五帝夏商周到秦汉以来，历史上有过很多朝代，但这个天下观一直在稳定传承，这就和中华文明有关。前辈们很早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像严文明先生、张光直先生都在思考并且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观点。我也是受他们的启发，才有了这样一个研究。

20世纪末，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出版了《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秦汉以后，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的贝格利是其中之一。贝格利质疑，那些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为什么要贴上“中国”的标签呢？巫鸿也写文章进行反驳，双方火药味十足。我想巫鸿的思想一定是受他的导师张光直先生的影响。

这次讨论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深切关注，学者之间尤其是中西学者之间对早期中国的认识差别很大，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史前中国论证清楚，后来我就做了这个研究，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概念，她是指商代晚期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她的文化特质和后来中国的文化特质是吻合的，为后世的中国奠定了文化和地理基础。

记者：任何历史现象的产生都是有根源的，“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她的历史起源。韩建业：大约距今11700年全新世以后，中国中东部很多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有了农业、陶器、磨制石器，但是从文化面貌上看，还是各有各的特色。我把它分为五个文化系统，画了五个圈子。距今9000年以后，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这种情况还在延续。但是距今8200年以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从全球范围看，距今8200年是个重要的气候节点，有过一次明显的冷期，之后气候转趋暖湿，在考古上正好对应裴李岗时代。以河南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发展很快，它的地理位置特殊，在和周围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渐把其他四个文化区联络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文化整体，这样就有了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

最近我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都普遍出现了一种高度类似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中出现用龟甲石子来占卜的现象，龟的背甲、腹甲本身可能就体现了“天圆地方”。龟甲上刻画了一些符号，与殷墟甲骨文有相似之处，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些符号为中国文字的起源。

▲贾湖骨笛。(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院官网)

▲贾湖遗址出土叉形骨器。(图片来源：漯河市博物馆官网)

发展农业必须要知道时令与季节，这就需要观象授时，贾湖有观象授时的规、矩、律管(骨笛)一类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研究员认为，8000多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们再看长江流域，在浙江义乌桥头、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在陶器、骨器等上面有六个一组的阴阳爻卦画和数字卦象符号，和《周易》、八卦符号高度类似，可能与贾湖遗址的龟占数卜有密切关系。湖南高庙遗址的精美白陶上出现了最早的八角星纹图案，体现了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还有太阳纹、凤鸟纹、獠牙兽面飞龙纹以及天梯纹等图案，结合遗址“排架式梯状建筑”的存在，展现出浓厚的通天、敬天的原始宗教气氛。西辽河流域也有獠牙飞龙形象，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临潼白家村等遗址，都有与占卜、祭祀相关的彩陶符号。

距今7000年前后，八角星纹、獠牙兽面纹图案在中国大部地区流行开来，表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及其敬天观念得以大范围扩展传承。中国8000年前的墓葬排列整齐，实行土葬，“入土为安”，显示出对祖先的浓厚崇拜意识，有的墓地能够延续几百年，说明早就形成了顽强的历史记忆传统。所以我说当时形成了普遍性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这些观念归纳起来其实就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记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裴李岗时代，她正式形成于什么时期呢？韩建业：广义的仰韶文化范围很大，涉及十几个省，黄河中游以及周围地区都属于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但是仰韶文化还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到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时代(距今6000年前)发生了变化。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分布在现在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三省交界处，它出现之后迅速向周围扩张影响，使得整个仰韶文化面貌变得空前一致了。这个影响向周围继续扩散，北边影响到内蒙古中南部，甚至到达蒙古东南部，最近在蒙古国东南部发现了与庙底沟类型类似的遗存。往东北到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往东到长江下游，往南到洞庭湖地区，往西到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

▲庙底沟时代彩陶。(图片来源：三门峡市博物馆官网)

也许有人会说，无非就是一些陶器，一些花纹，能说明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在这么大范围内短时期内都出现了庙底沟类型风格的遗存，一定是有原因的，表明中心位置的影响非常大，周边区域可能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庙底沟中心地带的意识形态，从而呈现出一个文化、精神整合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庙底沟时代的仰韶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有核心区，有主体区，有影响区。越到外面，她的影响越小，你会发现边缘地区也用庙底沟式的彩陶，但是彩陶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异。

庙底沟时代的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和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有惊人的相似。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形成了政治地理圈层结构，国家治理分不同的圈层，越靠近中心，管理越严格，周边地区给予一定的自治自主性。从空间、内涵和文化结构上，庙底沟时代的文化圈层结构和后来的中国非常相似，是后来中国的一个雏形。所以我提出“文化意义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于距今6000年前的庙底沟时代。

受访者简介：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商周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等。正在主持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发掘工作。

【编辑:黄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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